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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耶鲁大学素有“美国的中央党校”之称,其政治氛围和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诺德豪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引入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政治因素。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有的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于外部周期的反应(例如真实周期理论),而有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周期事实上是经济体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例如奥地利学派理论)……但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

与以前相比,广州的城市发展有显著变化。在瓦尔加看来,之前广州是采取全球通用的模式,但是现在采用的是微干预、微改造的方法,不仅保存了广州的一些历史遗迹,同时也保留了原有居民居住的权利。因此,广州城市改造的故事和经验非常值得在研讨班中分享。广州在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是本次世界大都市协会亚太区秘书处选址广州的重要原因。瓦尔加强调,广州一直是大都市协会活动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与世界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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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诺德豪斯这种净经济福利指标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和他在耶鲁求学期间学到的有关“外部性”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经济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产生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的经济外部性——这些破坏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但经济主体并不需要为这种破坏买单,而把这些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就相当于是一个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逻辑和让一个对渔场造成污染的工厂将渔场收购,并重新计算工厂的利润是一个道理。同时,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些活动带来社会收益,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些活动支付费用。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核算指标必须把这些活动产生的收益加以考虑,将这些正外部性“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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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失之证券收之保险”,刘益谦在保险投资中却屡创佳绩,此次出售安盛天平股权无疑将为其带来不菲收益。在第一次安盛天平(彼时为天平车险)股权交易中,刘益谦将安盛天平2亿股权卖出19亿元“天价”便曾引发市场关注,业内不少人认为刘益谦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即便考虑到当时安盛天平品牌价值、无形资产和发展前景,这样的出价也算得上优厚。截至2012年末,天平车险总股本6.3亿股,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约16.16亿元,折合每股价值2.5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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